林仁廷心理師的社會心理講義

你像個征服百岳的登山客，沿路撿拾彷彿有用的東西放進你的大背包，它越來越重，你的身體越來越累、越垮…

可你的眼睛盯著前面百岳說「還沒，我還不夠…」繼續鞭策自己，無視已受傷的身心

克癲平/克癇平（Clonazepam）屬精神科用藥，常用於抗小型癲癇發作，也用於抗焦慮、鎮靜及安眠作用。一開始我也害怕服這類藥物，但那時生活節奏快，事情似乎永遠做不完，連睡覺都在規劃明天要做什麼，緊張、焦慮導致我心跳過快、常感心悸。平常我們感覺不到心跳，但當我們意識到跳動時，便是心悸了。這種生活持續兩週，身心常處耗竭狀態，即使工作量減輕或放假在家也是會心悸，稍緊張就心悸，變成習慣，停不下來，於是我就診尋求幫助。

服藥後待30分鐘藥效才發揮，我開始頭昏、站不住，昏睡是這類藥物常見的副作用，我不以為意，還撐了一小時去做其他事。期間幼稚園兒子因事惹我生氣，本來要發火，我卻感覺到「那個生氣」像從深海上升的氣泡，到達海面就微不足道了，生氣仍在，但沒有能量發動，懶得反應，索性直接上床睡，不到九點就昏去直到凌晨五點，中間無夢，沒有記憶，好像時間被切掉了。

隔天不會心悸了，可能是藥效持續，身體反應淡然，直至第三天才再出現少量緊張感，好像斷電重開機一樣。趁能控制的時候我趕緊調整生活習慣，整理思緒，逐步恢復常態，還好拉回來了。

上述經歷是我第一次服用精神科藥物的紀錄，我覺得藥物確實有效，把身體的「慣性」斷電重開機，讓我有空間做調整，重新思量熟為輕重，以照顧自己為優先，面對引發焦慮的壓力源。可如果把藥物也當「逃避」的一種，繼續壓抑，在壓力源不變下，一方面焦慮要找出口，一方面又被藥物壓抑，很容易變成藥量及生存本能的互相對抗，兩方爭執的結果，自己的身體一定是輸家，而沒有面對與處置的壓力，最終將啟動心理防衛機轉。

那一天，天還沒亮我就醒了，但身體很重無法起床，屢睡睡醒醒，越逼近上班時間越感到害怕。那一小時我逼自己下床，「要去上班吧，至少要開完會吧，不能延誤大家，而且也沒人會代替你主持啊，」我心裡這麼想，然每一個動作卻無比沈重，光盥洗就比平常多花兩倍時間，像上了手鐐腳銬，需要特別壓著才能完成每個動作。

我保持鎮定進會議室，靜靜地聽組員工作報告。輪到我報告時，感覺自己在發抖，但又渾身僵硬一個字也說不出。我發覺整個身體都在壓抑，最好的結果是像塊石頭坐在那，嘴巴緊閉，說話會把什麼放出似的。報告第一項，嘴巴微微打開，「情緒」竄先在預備要講的「話」前，一同湧上、爆出，我一邊照著稿說，一邊就開始哽咽，覺得自己委屈但無法解釋，解釋了也不會有人聽。三個內在同時在運轉，一邊在報告紙上的文字，一邊則委屈流淚，中間那個還在掩飾，負責壓下哽咽鎮定報告。「大家…請.將…資料…寄給…」我說的話斷斷續續地，越來越不成行。

然後就哭了。不是大哭的那種，就是一種想哭的衝動必須宣洩，抽動、小聲啜泣、眼淚流不停。

突然起不了床

工作十幾年，總有些印象深刻的失誤在我腦中盤旋不去，這些例子發生在2010年之前，但我仍記憶猶新、感到懊悔，常常在思考如果重來可以怎麼做比較好，本篇談的反移情，焦點放在「衝突」，有些真是案主的問題，然而當下若能再多些覺察，也許彼此間能有更多選擇；有些則是我的痛點/地雷/面子，就是被激到了，當下不再是專業，而是充滿情緒的人，那麼就需要事後反思及自我議題再探索，至少在諮商時能更誠實些。

底下將寫出我的諮商失誤，它們是我失敗的懺悔，也希望這些心理歷程能讓讀者知道無論是不是諮商關係，愈誠實面對自己，選擇就會愈多，或許就會有不同結局。

諮商失敗是關係的質變，一方面是案主無意識的防衛，另一方面是心理師自身狀態的反移情，又或者兩方互相攪和產生的化學反應。然而心理師是主導的一方，對於場內變化理應較快理解，才能決定如何繼續前進或中止不具生產性的對話。現實上這不容易，當心理師自己也在漩渦中時，也會「失誤」，被無意識的反移情帶著走，通俗點說，「被激到了」。

「反移情」，Paula Heimann（1950）的論點是，心理師對案主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情緒反應，反移情並非不好，對案主的情緒反應甚至應該是心理師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，尤其是治療陷入僵局時。有的學者將反移情分為「主觀反移情」和「客觀反移情」，前者是由心理師的特質、陰影及無法化解的矛盾所導致對個案的非典型反應（意指：只有我被激起這反應）；後者是由案主的個性、行為和態度真實觸發的情感反應（意指：所有人都被激起這反應），這兩者怎麼區分或比例包含多寡，端看心理師自我覺察的程度。

那是吵架分手後的夜晚，在外租套房裡，一樣空蕩蕩的，月光入屋，時空再次凝結。一想到未來是孤單的、沒有人在乎，一想到感情失敗、所有努力都不再具意義，我完全不能接受、不想面對…我想壓抑，但沒有用，崩毀的感覺像是從內慢慢擴大，一個洞變成數個洞，最後是黑洞，把理性吸入，把結果想的很糟，然後竄出極大的失落與痛苦，它們在體內撞擊，找不到出口，時衝時爆，心臟負荷不了。

思考受限時，我們會變得沒有選擇，情緒卡關時，我們反會急著下決心。不要獨處，試著與人連結求助。求助的第一步很困難，不過如果都要死了，試著死前來一次厚臉皮吧。先試著擠出這一句：「請幫我。」其餘的會比較容易。

想死之一：生命沒有意義

人生第一次想死是在國一，那時放學回家，夏日餘暉入屋，更顯得空蕩蕩，時空凝結的那刻我突感孤單，我不明白自己在世上作什麼，往後的人生是學業、就業、成家立業，但終歸死亡一無所有，物種存續是人人都可作的事也不缺我一個，那麼「我」存在的意義是什麼？我覺得渺小，沒有貢獻不如不要浪費資源，想到這就覺得自己不該存在。

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諮商裡生命才能影響生命，卻也容易互相挫敗及傷害，心理師在關係裡被投射、出現反移情，被拒絕的挫折，要負諮商失敗之責，對心理師而言諮商從來都不美好。「失敗」指的是長期關係中的質變，在衝突未處理或未處理好的狀況下，諮商失敗的定義是：「質變。雙方都放棄了改變。」，多源於心理師自身的能力與經驗，也是本篇寫來自我反省之處。

諮商從來都不美好

對心理師而言，諮商從來都不美好。

雖然心理師會傾聽、會同理、會正向鼓勵，然而也肩負一個不被喜愛的責任：「即是碰觸案主所不願、想逃避的陰影面，而那是改變必經之路」。諮商並不美好，面臨此刻常有衝突，而諮商關係的信任與品質是緩和衝突的軟墊，才能吸收衝擊力。（PS1：催眠似乎會繞過此衝突直碰核心。）

慢慢我理解「我們之間互動的模式與關係」比起問題解決更會是核心，他渴望解除長久孤單、生活無意義的魔咒。他很努力對抗這些魔咒，因此我想幫忙，但關係要有前提，我需要他對心理師「有所求、有所期待」。諮商關係該是這樣 : 案主前來，是因為他有所求，而不是他來接受心理師的「神關心」，即使心理師類似心理上的成熟大人角色。案主必須意識到需要幫助的第一哩路，知道自己其實有所期盼，並且負責將期盼表達，如此，往後的路我們才有關係基礎。

photo：freepik

沉默

白面者（妖）心裡想著：「為什麼我生於黑暗，為什麼我屬於黑暗？」

「當這個世界還是一團混沌之氣時，那些澄澈而清靜的氣上昇為人，而剩下污濁的邪惡的氣卻下降，慢慢匯集成我。」他看著上方的亮光，嫉妒著，「好美啊，為什麼我如此醜陋，為什麼，我如此陰暗…」

阿虎（主角1）說：「有一個叫秋葉流的人，他一直覺得小潮（主角2）是個非常耀眼的人…他很羨慕小潮，很想跟他一樣…但是他知道他永遠不可能成為小潮…所以他就投靠敵方，與小潮為敵…因為不那樣做他就會失去自我…」，他指著白面者，「因為憧憬，繼而憎恨，繼而害怕。你跟流一樣，見不得耀眼的東西，現在你所害怕的東西來了。就是人類光明的力量。」

《潮與虎》第33卷，小學館。

心理師在學校工作，學生也泛稱我們為「老師」，他們多數不想與老師有關係，不想被記住，他們認為自己不夠特別，老師不可能讚美，被記住了大概都沒好事…其實老師的影響極大，是父母以外長期接觸的第二類成人，我曾有這樣的事，不是什麼動容的師生之情，只是生活小事，但幾次互動、幾句肯定的話就能給我莫大的鼓勵及啟蒙。因此諮商對象若是學生，我都盡量提醒自己：「努力看見學生並記住、肯定他的作為。」

高二時來了一位年輕的男老師，是畢業校友考進師範再回來當老師的，他是國文老師，也兼上「輔導課」。輔導課一向不被重視，有的人照本宣科，有的放牛吃草，學生都認為輔導是有問題才會出現的字眼，誰也不想被扯上關係。當時我語文科成績頗差，溝通表達也沒自信，周老師教國文時我興趣缺缺，但他上輔導課我倒是印象深刻。

有一回周老師要我們寫母親節感恩文，配合學校輔導活動，全班都要寫。我也跟著同學亂寫，但有根據的亂寫可以比較快寫完，因此我寫真的，不歌功頌德而是把我對母親平日辛勞又管太多，又愛又恨的心情寫上。事後周老師把我叫去，以為是什麼麻煩事，原來短文入選班級代表，要送去張貼，並得到一支嘉獎。

另一次是看電影，視聽室睡成一片，周老師給當時17歲的青少年看〈屋頂上的提琴手〉，講傳統被挑戰的故事我能看懂，但下學期一部法國片〈新橋戀人〉就一頭霧水，女主角瞎眼還跟流浪漢談戀愛，過程有縱火、打人、自殘…完全看不懂跟愛情有什麼關係，難道這就是傳聞中的藝術電影？這未理解的故事懸案，直到研究所影展風潮才又想起，查網路資料補完我的困惑，電影很另類也很真實，讓我看到人類情感的複雜度。

靜子有她無助的秘密，然後因為她，我也有了一個創傷的秘密。

（一）

凌晨兩點手機響起，一個下著綿綿細雨的夜晚。被吵醒的我突然警覺，不曾有人半夜聯絡我，那到底會是誰？

也許是一通緊急電話吧？我雖猶豫，還是接了那陌生號碼。

艾瑞克森(Erikson)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(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)，最後課題是老年時期的「整合VS絕望」。老年退而不休，人對自己一生的成就是否滿意，是否能整合為有意義的故事，是他要面對的議題，否則老態龍鍾，暮年什麼事也不能作，迎接的只有死亡與絕望。

可隨時代改變，老年的閱歷與智慧不再被重視，年輕被強調、年老被貶低，沒有客觀成就、沒有資產遺留的老人，通常會被視為沒有用的人，「養老」一詞即有失能、過時與多餘的隱含，人微言輕，只能乖乖接受子女的安排，甚至是安置。

怎樣讓老年覺得有價值，順利地面對最後課題，一是讓他保有自己的關係圈，二是自主性，他能決定且有行動力，這些原本就是每個人都需要的，老年更要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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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年女兒帶母親來諮詢，她說母親憂鬱、情緒長期低落不想出門，尤其是父親過世後狀況加遽，母親目前在兒女家輪流居住，也看過精神科正在服藥，醫生建議作心理諮商。

我是台南人，十八歲北上求學後都在北部生活，甫上台北就覺得自己是井底之蛙，我曾以為滿街都是大學生，以為講求知識、藝術、精緻的文青生活才是成年社交的方式。

研究所畢業後服役，在部隊才發現大學生是少數，中輟的、高中以下畢業的才是多數，也還有文盲、不會寫字的，此時，我對社會的觀點又翻轉了。原來，整個部隊眾生相的比例，才算是真正社會的縮影，而在軍隊權力與人際規則的小圈子裡，生命又是如何見縫插針。當兵對性格內向的人真是折磨，最怕想多了撐不住，垮了再也爬不起來。

如今回顧起來，我正是那時候開始寫故事，用幻想滿足、用冷眼批判，把部隊裡受的鳥氣宣洩出來，再過些年，這些故事變成我的資產了。

研究所畢業才去服役，那時軍隊對「心理輔導」這塊業務剛起步，他們嘲諷新兵「不怕死，但怕苦怕難。」不怕死的太多了，有壓力就想死，軍隊怕被告，於是多了心理輔導。不需考試我被派為「政戰科士官」，受訓後分發至高屏某指揮部，擔任政戰處處長的直屬部下。

她聊得很開心，好像找到知音。

然後她說：「乾脆這樣好了，你當我的朋友就好。」

第一次跟案主諮商永遠都印象深刻。學生是自己預約的，表上寫著人際困擾。當時我正屬兼職實習身份，這是第一個案主。坐定後我請她聊聊怎麼了。

她是大一新生，從南部上來，純樸內向，不知如何與班上新潮的北部人相處，進不去小圈子，也不敢主動參加社團。開學至今，都是自己一個人上課，到學校A餐廳點中飯，放學去學校B餐廳吃晚餐，走回宿舍溫習課本，室友們早成群出去逛街玩樂，她看看書報、聽聽廣播，覺得自己孤單。當時網路未發達，要上網PTT得去電腦教室排隊，流程她也不熟悉。

25分鐘後，我們找張石椅休息，風涼，穿回外套，開始聊聊他在學校與家裡的衝突。

鬥牛賽的時候，我們不同陣線但同位階，盡情比賽；諮商的時候，我們不同位階但同陣線。

很久沒運動了，避免自己太遜，為此我還私下練習幾次。諮商時是秋分，陽光和煦，我三步上籃，擦板得分，偶爾中程投射，偶爾籃下倒扣。我跟國二青少年先熱身，預備等下鬥牛，友誼賽。

「打球的時候不是心理師，不會放水的。」我這樣說，青少年回「你少自以為是」的眼神，他父親則在場外車子裡等我們。

惡回到書房坐著，我氣著，此刻要離婚呢，還是要怎樣，千頭萬緒，卻遲遲不肯承認自己需要的是什麼。

來諮商的一對中年情侶，喋喋不休互相責備，認識他們不算短，也知道他們各自經歷，好不容易在一起相陪後半生，卻又被過去創傷影響，以怨懟及傷害希望對方幫自己撫平傷口。

此刻我不是和事佬，更不想是法官。

我請他們聽一段故事，是我的故事。 

這裡特別澄清，因為有的被害人很不諒解心理師在「幫」加害人做治療，以為心理師竟可同理惡人，站在他們那一邊，不是的，強制治療比較接近是認錯與教育。

我曾經在監獄兼任[性侵害強制治療師]一年。進監獄是一件謹慎的事，我與學長換證件、包包檢查，再由專人帶領通過好幾道鐵門，徒步到某棟大樓，穿過交誼廳與中庭，在側邊教室有專屬的幾間晤談室，水泥隔間灰色牆面，沒有裝潢，簡配一桌兩椅及寫紀錄的電腦，即使如此，還是像單人囚房。這週有四位心理師駐診，一小時一案，每人共接三案，法院卷宗在桌上，我們等候管理人員帶他們來。

他們都稱這是上課，敬我們是老師，也對，我們握有絕對權力，被賦與教育、評估責以決定他們是否能申請假釋。監獄的做法是這樣，性侵害加害人服滿一定期限，先接受強制心理治療四次，由心理師評估該犯是否有深刻反省、具同理心及降低再犯率的潛能。假釋是很重要的，等於刑期只需服一半。

男人來了，平頭，全身青藍色制服，「老師，我就在門邊，有需要請呼叫我。」管理人員將鐵門緊緊鎖上。男人27歲，入獄3年，本周是第4次談話。男人瘦扁身材，恭敬地對我打招呼，笑的時候露出一口爛牙，感覺弱不禁風又不聰明，與電視上「惡狼」形象相去甚遠。他是強暴犯，強暴了嬸嬸。